体育界最励志的人：王健林台大演讲，揭秘艰辛历程
为何辞官下海？
我在军营的岁月里，从15岁开始服役，一直到17年，我做到了团级干部。随着国家裁军计划的推行，我选择转业至地方政府，担任办公室主任。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年轻有为，即便是几十万人的部队中也成为了最年轻的干部之一；而在地方工作时，我迅速晋升职位，但在1988年的某个决定性瞬间，我选择了辞去公职，投身商业世界。
两个原因促使我这一举动：一是赶上了经商热潮。从1988年到1995年，无数人纷纷辞去原有职位“下海”，如果没有那个时代的热潮，中国今天可能不会产生这样一批优秀企业家；二是我想要改善个人生活。我觉得，如果别人能成为万元户，那么凭借自己的能力，也应该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第一个故事：创造第一桶金
当初面临的一个最大难关就是筹集资金。第二个挑战则是在拿不到项目上。这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的体制，不仅需要资金，还得获得“计划指标”，必须出现在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指标名单上才行。
我不得不找到一个老战友，他同意提供给我一些指标，并收取一定费用。他给了我几万平米的指标。但是要拿到这些指标后，还得去找当时市领导批准地块。我跑遍左右，没有人理睬。市领导对我的频繁拜访感到烦躁，最终出了一个条件：“你不是想开发吗？把市政府北侧那片地给你。”
市政府是一座气派的大楼，但它北侧居住区却差强人意，有百多户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和厕所，被认为“有碍观瞩”。因此，这片地就被分配给我来处理。然而，这个项目完成后，要花费1200元每平方米，而前三家国企都拒绝接手，因为大连当时最好的房子只能卖到1000元左右。
尽管公司内部很多同事反对这项决策，但我坚持认为，只有开辟市场才能取得成功，因此我们推出了几个创新措施：
改变房屋布局，将过道扩展成明厅。
每户配备卫生间，而非按照传统只允许县处级以上干部配备。
替换木质窗户为铝合金窗，并加装防盗门。
通过这些改进，我们将房子的均价提高到了1580元每平方米。一千多套房子几乎每月都会售罄。这次成功让我们成为地区首家涉足旧城改造行业的小巨头，同时赚取了近1000万元，为我的第一桶金奠定了基础，同时找到了盈利模式——旧城改造极具吸引力，而其他人都不敢尝试，所以我敢于尝试，在大连就此开展业务。
第二个故事：9天9夜未眠
回忆起初期创业的一段经历，当时接手了一项项目，这个工程原本由政府半途而废，因为觉得太复杂不愿继续执行，然后又转交给我。但就在启动这个项目之际，全中国爆发了治理整顿运动，使得事情变得更加棘手。
为了启动这个项目，我不得不寻求2000万元贷款，其中包括土地作为抵押，以及所有的手续都齐全。不过无论如何，都无法找到银行愿意借给我钱。这主要因为这个项目原本由政府转交给我的，他们觉得对不起我，所以他们指定了一家国有银行进行支持。这家银行答应说可以，但是实际上一直逃避见面。我一次次去找他，每次都遭遇挫折，有时候甚至直接从后门逃走，或是在走廊堵着他，让他说好好等一下再来；但即使如此，他总会抽身离开或突然出差去了！
有一段时间里，一周五天待在走廊等待他的回答，却始终无果。我甚至曾一度决定早晨八点就去堵他站着，看看是否能碰到机会。当晚经过长时间等待之后，即便站在走廊中感受那种耻辱与失落，也没法得到任何回应。那段日子真的很艰苦，就像陷入了一种精神恍惚状态一样，对未来充满疑问与不安。而最后终于迎来了解脱，那场病痛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健康重要性的同时，也让我认识到了生活中的微小快乐和珍贵瞬间。当那场病痛过去以后，就再也不必担心那些琐碎的事情了。
第三个故事：3年的打官司风波
90年代初期，我们住宅房地产领域发展还算顺利，但是出现的一个问题激励了我：两名员工患重疾，一名癌症、一名肝病，每位员工治疗花费超过百万元。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不能报销医药费，你自己有钱的话帮他们报销，没有钱的话员工可能就会倒下。那我们就是用我们的钱帮他们治疗，但也提醒我们，如果大量员工患病，再往后的发展二十余年大家年龄增大，这公司怎么办呢？所以2000年，我们决定转向商业地产、物业管理，不再专注于住宅开发。
进入商业地产领域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底层全部卖掉。在最初三年期间买入店铺的人经营失败，便不断来告状。我当时参与222场诉讼虽然只有输掉两场，但整个公司仍然疲惫透顶。不断忙于打官司，没有精力搞生意。如果败诉，大众可能会组织横幅，上街游行抗议。此刻明白这样的情况并不稳妥，便开始思考新的经营模式。
于是探索并提出一种新思路——城市综合体概念，即建设一个商圈，其旁边设写字楼，再设城市步行街，再建公寓，将公寓和写字楼出售以获取现金流，从而解决销售商品店铺的问题，自主经营便能实现盈利。此方式运作良好，加之附近建筑物价值提升，又解决现金流问题，万达才逐渐步入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