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们的足迹,青春的奋斗:王健林台大演讲谁没有艰辛?

为何辞官下海?

我在商业前,15岁就当兵了,从军17年,做到团职干部,遇上中国百万大裁军,就转业到地方政府,当了两年办公室主任。这两段生涯都还算成功:我做到团级职务时,不到30岁,很年轻,在几十万部队中最年轻的干部之一;到地方做官员,职务进步很快,一直做到了办公室主任,但我在1988年断然辞官经商。具体两个原因:一是赶上商业热潮。1988年至1995年的几年里,大量人士辞去原有职位“下海”。如果没有当时的商业热潮,这个国家今天可能不会有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们。二是想改善个人生活。我觉得别人能成为万元户,我凭能力应该不止于万元户。

第一个故事:第一桶金是这样来的

初期创业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筹集资金。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比较落后,对项目审批也非常严格,只要不是国企,没有钱,还得有“计划指标”,得出现在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指标名单上才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找到一个老战友,他同意给我借用一些指标,同时付出一点费用。他同意给我几万平米指标。但是拿了指标,还得去找当时市领导批准地权。跑了左一遍,右一遍,都没人理睬。当时市领导被我找烦了,便出了一个难题:“你不是想开发吗?把市政府北侧那片地给你。”

这块地位于市政府旁边,是个老建筑,但它的北侧居住区条件差,有120多户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和厕所,被认为影响观瞻,所以把这片地交由我们公司进行改造完善。这项工程需要1200元/平米成本,而其他三家国企都不愿意承担此事,因为大连市最好的房子只能卖到1000元/平方米左右。

为了赚钱,我们必须将这些房子卖出去以1500元/平方米,并且推出了几个创新点:

当时房屋设计中缺少明厅,我们决定加建明厅;

房屋配备卫生间,每户都配备了一间独立卫生间,同时更换木制窗框为铝合金窗,更换防盗门。此举使房价提升至1580元每平方米。一百多套房产几乎每月就销售一空。这就是如何让我们成为了地区首家闯入旧城改造领域的大型开发商;这一单利润丰厚,为我们赚取接近1000万元,也是我掘到的第一桶金,并找到了盈利模式——旧城改造极其可赚钱。

第二个故事:9天9夜没睡觉

再来听听关于我的另一起小故事:

初期创业,我接手了一项项目,那是一个政府半完成、因费劲而放弃的地产开发项目。我签约后,却遭遇全国范围内的一场整顿运动,使事情变得更加棘手。在启动该项目之前,我不得不寻求2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有土地作为抵押并保证所有的手续完毕,但经过数十家银行尝试,没有一家肯提供贷款。

因为该项目原本属于政府转出的,他们觉得对不起我!所以他们开会指定某家国有银行提供2000万贷款用于启动资金。那家银行答应但又推脱说可以等我下周二再谈。我跟踪他50次以上,每次见面他从后门溜走,或是在走廊堵着他,说好让他周二回复,又让我周五再问……结果总是在错过或推迟,最终只剩下站在走廊上的无尽等待和失望。

第三个故事:3年打了222场官司

90年代初期,我们住宅房地产业务发展还算顺利,但是出现的一个问题激励了我:两个员工患重病,一人癌症、一人肝病,每人的治疗费用超过10万元。当时民营企业无法报销医药费,你自己能支付则报销,无力支付则员工可能即刻丧命。虽然我们花费巨资救治他们,但也提醒我们,如果大量员工健康状况恶化,再往后的发展,将如何呢?因此,我们决定转向商业地产,以确保长远稳定的现金流。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开始探索新的经营模式。

然而,在最初三年期间,由于对新模式缺乏深入理解,我们错误地将底层全部出售给投资者。在此期间,因买家的经营失败,他们纠正我们的操作方式向法院提告。我在这三年里与客户发生争执达222起,其中仅输掉两案件,但整个公司仍然疲惫不堪,因为天天忙于处理诉讼案件,与客户协调关系已成为主要工作内容。如果赢不了争议,即便只是微小损失,也会引发更多愤怒声浪,让公众甚至媒体质疑我们的管理水平和诚信度。

随着时间积累,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了必要改变策略,最终提出一种名为城市综合体(City Complex)的概念,即建设包含写字楼、购物中心及住宅的小型社区,以增加现金流并降低风险。此举有效解决现金流问题,同时写字楼升值带动整个社区价值增长,从此万达集团踏上了通往稳定繁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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