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李鸿章花了5年心思为他置办的两江总督府里平静离世。140年来，他被不同的人群关注。与历史上许多成就一番功业的伟人相比，无论是家世还是天资，曾国藩都没有什么优势。他的一生经历，从一个才学平庸的“愤青”到位高权重、匡扶清室的“一哥”，除造化弄人之外，必须感叹他内心的强大，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励志帝”。
初入仕途的曾国藩落了俗套地“学做圣人”。他开始针砭时弊。在日记、书信、诗文中不止一次流露出当官没意思，希望弟弟们赶紧成才养活全家，自己辞官奉养双亲的念头。当咸丰二年，他得到了江西乡试主考官的外差，这几乎是逃离了处处是敌的地北京。而接下来的几年，他一样是处处碰壁。
直到家居守孝两年，愤青曾国藩才活得“通透”起来。当他再次出现在长沙时，他变得几乎让人认不出了。他以非常谦恭的语气请求各位同僚的“指针”。这甚至让胡林翼和郭嵩焘深以为忧，以为曾国藩委曲求全，失掉了方刚之气。
1864年的7月21日，当九弟曾国荃从南京发来了攻克天京的大捷报，对这个消息除了最应有的喜悦之外，还有莫名恐惧。这恐惧来源于对官场重重黑幕不确定感。6天之后，当慈禧嘉奖湘军攻下天京并封53岁的小将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时，也许也有一丝庆幸，但更多的是一种内心深沉的情绪波动。
1972年的3月12日，在自己因为天津教案郁郁而终之前，处理最后公务竟是派遣中国学生去遭国人痛恨的地方--留学。在生命最后八年的纠结中，一些疑惑仍未解开，而这些疑惑正如他的生活一般复杂多变，如同迷雾缭绕般难以捉摸。
然而，即使如此，“励志帝”的称号依然适用于他，因为尽管环境艰难又身处乱世，但他始终保持着真诚和坚持，不屈不挠，最终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这份坚持，或许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学习到的最重要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