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烧不退。透视发现我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阴影，嫌疑是肿瘤。同事们纷纷去医院探视。返来的人说，有一个女的，叫王瑞。专程从北京赶到唐山来看我，不知是我的什么人。又有人说，那个叫王瑞的可真够意思，一天到晚守在我的病床前，喂水喂药端便盆，看样子跟我可不是一般干系呀。就这样，去医院探视的人险些每日都能带来一些关于王瑞的花絮，不是说她头碰头给我试体温，就是说她背着人默默流泪。
更有人讲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奇事，说我们一个人拿着一根筷子敲饭盒玩，她敲几下，我就敲几下，敲着敲着，我们就神经兮兮地又哭又笑。我爱人居然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醋意。这让大家羡慕起了我们的“齐人之福”。
十几天后，我病得到了确诊，那个阴影并非肿瘤。不久，我就喜气洋洋地返来上班了。
有人问起了王瑞的事。
“我告诉他们，”我说，“那年，我19岁，她11岁。那一年大地震发生，大块楼板压在她的身上。她父亲(father)尸体就在她的身边，她怕极了。当时夜幕降临，而人们因为恐慌而争先恐后逃离现场，只有我们两个成了彼此唯一依靠。我家就在旁边，但是我选择留下来陪伴她，就像她依赖于我一样。”
记忆中，那种无声的情感交流至今仍历历在目：“你不要怕呀，现在咱俩一人找一块砖头，你在下面敲，我在上面敲，你敲几下，我就敲几下———好，开始吧。”当时，我们的心跳与砖石交织，每一次回应都是生命力最坚实的声音，最终，在第二天吊车抵达的时候，她得救了。那一年，她11岁，我19岁。而这一切，都成为了生活中最美好的故事之一。在这样的纯洁友情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不禁思考：生活本身比所有虚构的情感推演都要迷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