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的挑战与成就：偶像力量在物品中的展现
文/杨洁凤
选择对了，方向对了，那就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国家的观念冲击力通过穿着体现时，潘石屹对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的“铁饭碗”感到不满。他预知时代发展，他迟早会被淘汰。
于是，潘石屹变卖家产离开管道局。他想去深圳，但没有特区通行证，只能花钱绕过边界。他雇佣一个人，用一根铁丝网将他们带到另一侧——深圳。
只隔了一张网的深圳，对潘石屹来说，就像是两个世界。那里比北方更热，更污染，加之他不懂当地语言，使他感到压抑。原来在管道局工作，那里的福利和待遇都很可观，在这里，不仅要加班，还经常被劝回去。
1989年，潘石屹跟随老板来到海南，被任命为砖厂厂长。那时海南环境恶劣，一些同伴都回到了内地。但是潘石屿坚持下来，一直坚持到南方谈话。
合伙炒房
那个南方谈话促进了海南改革发展。潘石屿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与其他五个朋友合资成立了海南省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
开始的时候资金不足，没有办法开展业务，只有等办公桌上的灰尘堆积厚实后，他们才从北京一家集团公司借得500万，以20%利息，而最终获得的利润是五五分配，这样的条件现在看起来非常昂贵，但他们却兴奋极了，“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500万”。
潺心的人中，最让他感激的是父亲，因为他的平反，他的一家人得以过上安稳日子，也因为他的支持，成就了今天的海南，让他的房子有人买。
每接触一个客户，价格都会涨一次，这样做成功吸引了很多客户。
就在这个时候，他注意到了两个数字：常住人口15万，暂住人口50万。
这让他不安，因为记得规划局报建面积平均约50平米，而北京每人只有7平米。这意味着他们投资面临不可预见风险。六位合伙人商议决定寻找其他地方进行投资，以减少风险。
大家四处奔波，而我则返回西北老家。但那儿实在太穷，没有任何价值可言。我又辗转回到北京。此后，我们六人共同注册了一家名为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并申请了一项定向募投项目，即后来的SOHO新世界广场。
这个项目让我们几位合伙人都致富。在过去，我们必须精打细算，现在有钱了，我们只是大概估计一下成本。然而，这让我不快。但由于想法不同，我决定独立创业。
夫妻合作
离开SOHO让我十分痛苦，但自己创业也会有冲突，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妻子尤其如此。在企业经营问题上，我们经常产生分歧。我以前习惯于顺应感觉走，不赞同她那种华尔街银行风格的事务，为此我们甚至差点离婚。
我相信现代城，并将SOHO增长与现代城概念紧密相连。一方面，我认为开发房地产需要考虑两点：地段和时机。
我研究整个城市布局，将解放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当时有一块原为二锅头酒厂的地皮，我让助理先去考察，她们回来说那里脏、臭、芦苇丛生，不适合开发。
结果，我很看好这片土地。我相信这些问题可以解决。“关键是看时间”。我坚信两年后交通便利、惠河得到清理，便可以开始建设。
同时，我注意到了按揭这一潜力市场，有按揭消费者购买力的增加意味着更多销售机会。
为了促成这一机遇，我找到建行行长，用我的存款担保客户贷款，让行长放心不再顾虑银行风险。这意味着如果按揭客户不能偿还房贷责任，就由我承担。如果建行同意，那么工行也会跟随同意我们的项目做按揭。
随着现代城创新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我把SOHO观念作为突破口，加强材料结构上的创新，使客户既形式上又实际接受SOHO设计哲学
出售住宅并未结束，而对于未来服务更重要。“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机构或公司，不仅要关注产品质量，更缺乏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
一直以来，都是我梦想成为“中国建筑师走廊”，“我希望在长城脚下，一平方公里都是参天大树，让最优秀的中国建筑师设计出不同的风格，为年轻建筑师提供平台。”
（文章来源： 南财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