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如同一杯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是历史系。这一切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作为文化界的一员，有文化理想是我不变之处。在中国缺少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感和价值感电视平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而当时市场上的情况让我不得不尝试创造一种新的媒介环境，即阳光卫视，以纪录片为主进行制作并播出。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深入理解商业运作原则以及企业管理知识水平不足导致，我们陷入了困境。在经营阳光卫视期间，由于收入模型设计不当，加之资本运作方面存在问题，使得整个企业在短期内无法稳定盈利，并且长期战略规划与营收目标之间产生冲突，这给我们的团队及整个经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给我个人造成了极大的挫败感，不仅如此，还伴随着许多次流泪与痛苦体验。
尽管遭遇多次失败，最终决定退出阳光卫视是我接受现实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决定性的夏天里，一直支持我的吴征最终说服了我的坚持，他指出了现实主义者的责任，让我们共同面向未来。这份勇气，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礼，也是我走向更明智选择的一步棋。
尽管阳光卫视未能实现其最初设定的商业模式，它却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地标性意义，比如开启国内纪录片频道发展新篇章，为后来的媒体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性路径，而这一切对于推动行业进步至关重要，无疑也是对个人努力的一个认可之声，如同王石先生所言：“吃螃蟹”的先驱者的荣誉，是任何成功背后的基础而言难以估量的情感慰藉。
现在，每当有人提起那段过去，当有人赞赏或质疑，那些经历，就像是被温柔抚摸的小孩一样，让人感到既温暖又珍贵。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被问及那些往昔岁月，那些沉淀之后显得格外清晰而明确的事迹，或许再也不那么容易让人浮躁，因为生命总是在前行，而那些经验，将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只需轻轻触碰，便能唤醒更多故事，更丰富的人生画卷。而这些，是关于杨澜艰辛与失败的一部真实纪录，以及她如何勇敢地重塑自己，用这些教训铸就更加辉煌的人生篇章。一路走来，她始终坚信：只有不断学习，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将它们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日常小确幸中才能够真正成长。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努力已经酿成了果实，她继续以全新的姿态探索着那个充满变化的大舞台，一路向前，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与世间万物共鸣，不懈追寻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