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如同一杯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是历史系。这一切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作为一种文化理念驱动的人物，不幸中的万幸，是能把这个梦想付诸实践。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自由表达，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值观传递出去，那对于任何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幸福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或挑战，都不应该停止，因为每一次尝试，每一次努力，都可能带来新的可能性，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着我们的坚持与勇气。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你的商业模型不符合市场规律时，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就像是在阳光卫视创建初期一样，当时由于缺乏足够深入了解市场需求，而盲目扩张导致了巨大的财务损失。在那个时候，每天醒来看着公司亏损的情况，对未来充满了忧虑。但即便在困境中，也有机会找到转机器向上的力量，那些难忘的一刻，让我们更坚定信仰，更决心前行，即使再艰难，也不能停下脚步，因为成功往往隐藏在逆境之中等待被发现。
后来，在吴征的一再劝导下，以及亲身体验到的现实情况下，最终决定将阳光卫视出售。此举虽然让许多朋友感到遗憾，但它标志着一种新篇章的一个开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加谨慎地规划企业发展，同时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业务范围内外部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企业运营策略，从而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尽管过去五年的岁月里，我们遭受了一系列挑战甚至失败，但这些经历并非毫无意义，它们让我更加明白，只有人类不断探索、创新才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的超越。而现在，看着身边那些依旧热情洋溢、不断创新的伙伴们，他们的话语总能让我温暖的心灵重新找回方向，为接下来更多关于梦想与行动的小小尝试积蓄力量。这份执着，是不是也算得上是一种励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