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如同一杯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王光美。无论从节目还是人生层面，她都是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通过做她这期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希望以采访人物的方式来记录历史。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很早就看过尼克松写的《领导者》那本书，也看过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是历史系。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作为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在中国传媒这个刚起步且充满挑战的大舞台上，我们或许不太了解市场规律，更不明白如何有效地与之融合。但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我们的初心，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就一定能够找到属于我们的位置，并为这个行业贡献力量。
当然，当现实的一系列挫折摆在眼前时，即使是我这样的人，也难免感到迷茫与失落。在阳光卫视创建初期，由于缺乏足够深入理解市场需求以及运作模式，我们犯下了许多错误，一些商业判断上的幼稚，使得企业发展陷入困境。不过，每一次失败，都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机会，同时也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未来的方向应该怎样走。
随着时间推移，那些过去让我们痛苦不堪的问题，如今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经验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无数次的心痛与挣扎，让我们学会了更多关于如何经营企业，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消费者的知识。此外，与此同时，我们也逐渐发现，从最初单一平台转变为多元化经营，是一种明智而必要的手段，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球媒体格局。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决定退出阳光卫视，并将精力投向新的项目中，比如《杨澜访谈录》，以及后续建立天女网等其他业务领域，这种转型也是为了适应市场趋势，将公司打造成内容提供商，而非单纯平台运营商。
尽管这些改变并不是轻易实现，却也给予我们更多空间去思考真正重要的事物，比如如何通过创造性内容塑造社会价值，以及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影响力社群效率。这一切对于培养出更具包容性的品牌形象，对于构建具有深度互动能力的人文社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此外，它们也有助于拓展我们的业务范围，让品牌扩散至更广泛的人群中，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最后，在所有成功故事背后的，是无数次坚持不懈追求梦想的情感支撑。一路以来，无论是在创办第一家纪录片频道时，或是在之后尝试新模式、新策略时，那份渴望探索未知领域的心灵驱动始终伴随着我们前行。如果今天有人问起那些日子里的艰辛与失败，他们会发现，即便当下的风景再辉煌，如果没有那份勇气穿越逆境，那座山峰就会显得平淡无奇。而正是因为那些经历，所以今日之志愈发坚定，为未来铺设了一条稳固而又充满希望的小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