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如同一杯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只能无奈地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我经历了五年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有过那样的挑战。
1996年，我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时几个大电视网都希望我成为他们的记者，但我觉得这不符合我的职业理想。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文化行业，与IT、商业、金融和工业完全不同。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回国，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四个字，这正合吴征的脉络，他放弃了什么，而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在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制作《杨澜工作室》。采访王光美，让她成为了一个震撼的人物，她让我深刻理解记录人和时代关系的重要性。在大学时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我对历史的热爱早就开始了，从中学就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都是启发我的榜样。
做企业对于我来说有点误打误撞。我是一个内容出身的人，不是想要做渠道，也没想多大的商业链。我做企业出发点就是想做内容，然后配备相匹配运作机制。这有点像喝牛奶，就养头奶牛。但市场上没有卖这杯牛奶，所以必须自己养奶牛。这让时间久了，对养奶牛的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和感情。
当然，这让我有些难为情。大学学过国际经济，但与真正做企业完全不同。我为了养这头奶牛，做了很多自己不完全喜欢的事情。中国不是像美国那样完善，传媒系统需要更多鲜活机制才能成长。此时代特点也许30年后就会改变。
吴征鼓励但也提醒，在转型过程中极其困难，一开始就是阳光卫视的大失利，现在看来，文化理想冲动远超商业知识水平。阳光卫视最初准备不足，一次性建造大量原创节目，每年几百小时，并非市场规律所能接受。
这个决定让我感到累，是因为当你的商业模型不对，你越干越累并且事倍功半。而现在看来，一开始这个公司资本运作也有问题，上市后又要求财务报表稳定收入来源与长期战略定位产生矛盾给整个经营团队带来了巨大压力，也给我带来了巨大压力。
哭泣也是过去几年的常态。那几年里，有人质疑吴征是否更喜欢资本操作而非平台建设，其实他希望引进合作伙伴，让平台更加坚韧。他理解我的文化理念，因此他的苦心也是爱的一种体现。他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你现在必须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
2003年夏天，我决定出售阳光卫视。当初被嘲笑使用个人行为完成国家应该的事情，如今人们仍记得那段经历，并肯定它开创性的尝试，为后来的成功指明方向。现在回望那些岁月，我感到庆幸，因为输得起的时候输一次好于50岁才失败。一段失败之旅教会了我精神胜利法——不断工作，让工作成为平复心灵的手段。在此基础上，《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以及其他业务逐渐展开。
对于公司来说，这次失败是一次战略转型调整机会。不仅如此，在整合媒体趋势下单一平台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我们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选择多元化经营以适应变化。这份预见目前看起来正确，我们目前拥有三大业务板块：精英阶层影响力社区，以《杨澜访谈录》品牌为核心；都市白领女性影响力社，以《天下女人》品牌为核心；以及多媒体经营策略的转型，为未来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