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那充满挑战与失败的岁月里，我深刻体会到了人生的冷暖自知。有人认为我的生活总是顺风顺水，但我知道，事实远非如此。在2000年至2005年的五年时间里，我经历了职业生涯和心态上的无数考验。
回望1996年，当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回祖国时，我坚信自己将以文化行业为己任。这一选择让我在媒体界独树一帜，与IT、商业、金融和工业等其他领域迥然不同。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始终如一，而我的丈夫吴征，也是跟随着我的梦想一起回来的。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为我提供了最大的支持。
1997年的一整年是我育儿期，没有工作，只有孩子和家庭。但是在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来到了香港凤凰卫视，并开始主持《杨澜工作室》。这期间，我采访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王光美，她不仅改变了我的节目，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观。我意识到，作为记者，我们不仅要记录历史，更要通过对话捕捉时代精神。
我曾梦想报考历史系，但最终选择英语专业，这些经历都塑造了我的职业理念。做企业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意外之旅，从内容创作走向渠道经营，是一种既兴奋又困惑的心情。我并不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因为每一步都让我们更加接近目标，最终形成了一种产业链条。
虽然学过国际经济，但实际操作中仍旧面临诸多挑战。市场环境与美国大相径庭，需要更多活力机制来成长。此时此刻，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的创造，这正是这个时代特有的景象，或许未来三十年，这样的选择就不会再是我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有许多人质疑吴征，他是否喜欢资本运营，其实他希望借助资本引进合作伙伴，让我们的平台更稳固。我理解他的苦心，那也显示出他对我的爱。在最后关头，是吴征说服我放弃，他认为文化理想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但在当前环境下，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我们必须学会适应现实主义。他的话像一把刀子刺痛着内心，让我意识到必须勇敢面对自己，不畏挫折。
经过三个月的思考，我决定离开阳光卫视，在2003年的夏天，将其出售。这份决定让我感到释然，即便商业上可能失败，却留下了一份文化价值。阳光卫视开启了一扇窗，让后来的纪录片频道和人文频道得以出现。而现在，每当有人提及阳光卫视，他们总能找到它成功之处，它是第一个尝试结合文化与商业模式的先行者，无论结果如何，都为后来的人指明方向。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转型成为一个内容提供商，而不是单一媒体平台运营商。在这个整合媒体趋势中，我们早已看清这一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迅速调整策略，以适应市场需求。现在，我们拥有三大业务板块，一是以《杨澜访谈录》品牌建设精英阶层社区；二是基于《天下女人》品牌打造都市白领女性社群；三则涉及多元化业务，如网媒、珠宝等。此番转变证明预见性正确，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