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台大演讲：中国十大90后企业家，谁没有艰辛的过往？
为何辞官下海？
我在经商前，15岁就当兵了，从军17年，做到团职干部，遇上中国百万大裁军，就转业到地方政府，当了两年办公室主任。这两段人生都还算成功：我做到团级职务时，不到30岁，很年轻，几十万部队当中最年轻的干部之一；到地方做官员，职务进步很快，很快做到办公室主任，但我在1988年断然辞官经商。具体两个原因：一是赶上经商热。1988年到1995年，很多人辞去原有职务“下海”了。如果没有当时的经商热潮，中国今天不会有这么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二是想改善个人的生活。我就觉得，我应该能比别人更好。
第一个故事：第一桶金是这么来的
当时遇到的第一个创业难关，就是借钱。第二个难关是拿不到项目。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比较落后，我们要拿项目不仅要有钱，还得有“计划指标”，得出现在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指标名单上才行。
我只好找到大连一个老战友“借”一点指标，同时付出一点费用。他同意给我几万平米指标。但是拿了指标，还得去找当时的市领导批地。跑了左一遍、右一遍，没有人理。我甚至被市领导烦到了，他们出了一个题目：“你不是想开发吗？把市政府的一个北侧那块地给你。”
这个北侧居住区房子差、设施差，一百多户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和厕所，被认为“有碍观瞻”，所以这片地给我来处理。这项改造完成，要1200元/平方米成本，我前面三家国企都不肯承担，因为大连市最好的房子只能卖2000元/平方米左右。
为了赚钱，我坚持推动这个项目，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
首先，那些房子没有明厅，只有一条小过道直接进入几个房间。那我们就建明厅；其次，那些房子没卫生间，只允许县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卫生间。我却决定每户都配备卫生间，并且将木制窗换成铝合金窗，再加装防盗门。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出的均价1580元/平方米，每月销售1000套房屋，一扫而空。这就是旧城改造如何致富的一种模式——别人才不敢触碰，而我们敢，这样，在大连开辟了一条新路。
第二个故事：9天9夜没睡觉
再告诉大家我的小故事。
初期创业，我接手了一个遗留工程，这个工程曾由政府半途而废，说太费劲，不愿意继续，现在又转交给我签约。不过刚开始运作，就遇到了全国性的治理整顿，使情况更加困难。我必须筹集2000万元，有土地作为抵押，但所有的手续都完备，却遭到了几十家银行拒绝。
因为这个项目原本属于政府，所以他们觉得对不起我！因此，他们举行会议，将任务指定给某国有的银行贷款2000万元用于启动资金。这家银行答应，但是让我苦等50多次，每次都是躲猫猫游戏。一见面，他从后门逃走，让我站在走廊里白等待；偶尔堵着他，他说“我忙，你下周二来吧！”然后等待至下周二，他出差去了！
为了得到这笔资金，我曾在走廊里站立整个日夜，以至于精神失常。当那个银行行长回来的时候，看着那些疲惫无力的同志们，也看不过眼来了，所以他们建议采用发行债券解决这一问题。
尽管如此，这过程中还有另一个小插曲。在接手该项目之前，可以说追悔莫及。而后终于解决掉问题，把剩下的居民搬离。但是在1993年的初期阶段，我几乎九天九夜都无法入眠，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都无法让我安静下来，最终是在会场内突然昏倒才醒来的。此后的记忆依然清晰，那位神经内科主任女士李医生，她微笑着对我说：“放心，小伙子今晚就会睡着。”然而事实证明，即使进医院也未能完全安静下来，只是一夜之间突然睡着。
第三个故事：3年打了222场官司
在90年代初，我们住宅房地产业务发展良好，但出现的一个问题激励了我：公司两个员工患重病，其中一人癌症、另一人肝病，每个人治疗花费数百万元。当时民营企业不能报销医疗费用，如果自己能支付则报销，如果不能，则员工可能等死。那我们花钱帮他们治疗，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如果大量员工患病，再往后的时间里大家年龄增大会怎么办？
因此，我们决定转向商业地产领域，以确保公司未来稳定和长期现金流。在此期间，由于不懂业务，在初期建设中全部出售底层店铺。不久之后购买店铺的人经营失败，便诉诸法律告发。最初三年内买方败诉次数频繁，对公司造成巨大的压力与疲劳。
由于客户回报率低于10%或20%，便带来更多纠纷。如果输诉案件，大众可能会组织横幅，上街游行抗议，因此这种模式不可持续。
于是研究并提出一种新模式——城市综合体，即建设商业中心旁边设写字楼，以及城市街道，并进行公寓开发，然后将这些公寓和写字楼出售以产生现金流，而非售卖楼内零售空间自营，从而形成稳定的经营模式。随之行业运营兴旺起来，与之相伴的是写字楼价值提升以及现金流稳定化，为我们的万达集团打下了一片康庄的大道基石。
关于我的三个创业体验
第一点叫做"勇闯敢试" —— 不管你选择什么，都需要梦想和目标，并勇敢执行。你尝试至少有一半机会，你不尝试则机会为零，因此近些年的演讲中常说的"Just dare to be big"（胆识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