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潘石屹，选择了巨大的挑战，为之奋斗的生命。文/杨洁凤
在80年代末，我对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的“铁饭碗”感到不满，因为时代正在发展，我知道自己迟早会被淘汰。我卖掉所有家当，离开了那份工作。
我梦想着去深圳，但没有特区通行证，只能花钱走旁门。我找到一个人，让他带我钻过一道铁丝网，对面就是深圳。只隔了一张网的深圳，对我来说，就像两个世界。
1989年，我跟随公司老板来到海南，成了砖厂的厂长。那时的海南环境很恶劣，一起来的人都回了内地。但是我坚持下来，一直到南方谈话。
合伙炒房
我的南方谈话加快了海南的改革发展。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与其他五个朋友合伙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没资金，都积灰尘才找到北京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板，以20%利息500万，而最终获得的利润要五五分。这样的条件现在看来是天价，但我们觉得很兴奋，“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五百万”。
我的心中最感激的人是父亲，因为他，我平反了一家人过上了温饱日子，也因为他，成就了海南今天，我才能有房子有人买。
与客户打心理战，每来一个客户就涨一次价，最终卖得很好。在这时，海口两条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常住人口15万，暂住人口50万。我觉得很不安，因为记得规划局报建面积人均约50平米，而北京人均才7平米。我们的投资面临不可预估风险。六个合伙人商量决定去别的地方找一些项目投资，将风险分散。
大家四处奔走，我则回到了西北老家。但那里太穷，没有任何投资价值。我辗转来到北京。此后六人合伙在怀柔注册了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并申请到怀柔一个定向募投项目，也就是后来的万通新世界广场。这项项目让几位合伙人都发财。我发现自己可以单干，这样做让我痛苦，但创业也会有冲突，比如与受过西方教育妻子的争执，我们差点离婚。
我相信现代城，并将SOHO成长与现代城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我认为开发房地产，要看地段和时机。当时有一块原为二锅头酒厂的地皮，我让助理先去考察，他们说又脏又臭，不适合开发。但是我坚信两年后交通便利、通惠河得到清理，那时候可以做。这次机会还包括按揭，有按揭消费者的购买力变大，所以为了促成这个机遇，与银行行长协商以自己的存款担保，让他们不再顾虑银行风险。如果按揭客户还不上房贷催缴责任就在我身上。
随着现代城创新理念得到认可，我把SOHO观念作为突破口，加强材料结构上的创新，让客户形式实质认可SOHO。一些建设完成销售出去了，还未完毕，但是更重要的是以后的服务。“一个有生命力的机构、公司，不仅要看产品质量，而最缺的是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
至今梦想着创建“中国建筑师走廊”，“在长城脚下，一平方公里都是参天大树，让最好的中国建筑师设计不同的风格，为年轻建筑师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