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辞官下海？
我在经商前，15岁就当兵了，从军17年，做到团职干部，遇上中国百万大裁军，就转业到地方政府，当了两年办公室主任。这两段人生都还算成功：我做到团级职务时，不到30岁，很年轻，几十万部队当中最年轻的干部之一；到地方做官员，职务进步很快，很快做到办公室主任，但我在1988年断然辞官经商。具体两个原因：一是赶上经商热。1988年到1995年，很多人辞去原有职务“下海”了。如果没有当时的经商热潮，中国今天不会有这么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二是想改善个人的生活。我就觉得，如果别人能成为万元户，我凭能力应该不止万元户。
第一个故事：第一桶金是这么来的
那时遇到的第一个创业难关，就是借钱。在第二个难关中，我发现拿不到项目。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比较落后，而且要有“计划指标”。我只好找到大连一个老战友“借”一点指标，同时付出一点费用。他同意给我几万平米指标。但这还得去找当时的市领导批地。我跑了左一遍、右一遍，没有人理。市领导被我找烦了，就出了一个题目：“你不是想开发吗？把市政府北侧那块地给你。”
这个项目改造完，要1200块钱一平米的成本，而三家国有公司都不肯干，因为大连市房子只能卖到1000元零几十块。我坚持要干这个项目，因为我们公司叫“西岗开发公司”，我说：“开发公司，只有开才能发，你们都不敢开怎么能发呢？”为了赚钱，我们推出了一些创新，比如加卫生间、铝合金窗和防盗门。一套房子推出来均价1580元每平米，一天就卖掉1000多套房子，这样我们掘到了第一桶金，并且找到了旧城改造盈利模式——别人不敢干，我敢，所以在大连搞开了。
第二个故事：9天9夜没睡觉
初期创业，我接下了一项工程，那个工程原本由政府半途而废，因为费劲不愿意继续，所以转给我的。当签约完成后，却遭遇全国性的治理整顿，使得启动资金困难重重。我不得不去寻求2000万元，有土地作抵押，但所有手续都健全。不过，在银行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每家银行都拒绝贷款给我。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个人建议用债券来筹集资金，但条件是我承诺回报率比如两年的1.4倍，每年的20%收回。不料，这种提议立刻受到了市场欢迎，一抢而空，为我们的项目带来了救命之药。此方法真正解决了我们的财政危机，让我们从濒临破产边缘挽救回来。
此外，还有一段小插曲。当那个时候，即1993年的初期，我因为追悔莫及的一个决定而失眠九天九夜，最终昏迷在地，被紧急送往北京治疗。在医院里，我记得神经内科主任李女士的话：“放心吧，小伙子今晚就让你睡着。”尽管她给予安慰，但我的身体状况始终未见明显好转，只是在心理作用或许也有些作用，让我终于能够入睡并恢复健康。
第三个故事：3年打了222场官司
在90年代，我们住宅房地产业务发展良好，但是面临的一个问题激励我思考未来发展方向——如何处理因病离世或长期休假员工的问题。在民营企业时代，没有医药费报销政策，因此我们的两个员工需要花费大量医疗费用治疗。而如果这些疾病传播开来，将对整个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决定改变经营策略，将重点放在安全可持续、现金流稳定的商业地产领域上，并逐渐放弃单纯住宅开发业务。
然而，在转型过程中，我们仍然遭受来自客户的一系列诉讼，其中包括由于租赁回报率低于预期导致的一系列告状行为。在三年时间里，我们参与并胜利应对222起诉讼案件，其中仅输掉两次案件，但这份疲惫感与不断纠缠法律程序所占用的宝贵时间使我们意识到了必要变革和创新。一种新的模式诞生，它被称为城市综合体，即结合写字楼、商业街以及公寓空间，以销售写字楼和公寓产生现金流，而非出售底层店铺。这项创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运营模式，也成为了万达集团走向成功道路上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