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处于这种状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心态上，都是如此。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当时，美国几大电视网都希望我去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报道亚洲事务和美国华人社区，但我觉得，这和我想做的事情还有一段距离。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和IT、商业、金融和工业都完全不同。我去美国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一定会回来的。结婚的时候我就跟吴征说，你在美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但我将来肯定是要回去的，你要想清楚。他说，我跟你回去。那时候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这4个字。我觉得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倒是合适。他好像放弃了什么，可是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通过采访王光美，她成了一个对我有极大震撼的女人。她让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爱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历史充满热情。这一切潜移默化地对我的职业理想产生影响。
我的文化理想驱使着我，要为中国建立一个具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探索与尝试，最终决定创办阳光卫视，从制作纪录片起步，以此为基础构建内容生产中心。
企业管理对于曾专注于内容创作的人来说，是一种新鲜而挑战性的体验。在推动业务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以内容为核心，同时寻找符合市场规律的手段，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不幸的是，在那五年的历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挫折与困难，比如商业模式尚未成熟，以及财务报表要求导致营收与战略目标之间出现矛盾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经营变得异常困难。
面对这些挑战，我深感疲惫，并且意识到必须调整策略以适应市场环境。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与伴侣吴征之间也发生了一系列激烈争吵，他鼓励但同时也提出必要让步，因为投资者的利益至关重要，而作为企业负责人的责任也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这段经历，让我们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并调整我们的角色及职责，为公司找到新的增长点，并最终决定将阳光卫视出售给其他实体，以便继续前行。
尽管如此，当今社会仍需像阳光卫视这样的先锋团队勇敢尝试，将创新精神融入商业实践。而现在看来，那些努力虽然未能立即取得预期效果，却为后续更多关于如何结合文化价值与商业逻辑的问题奠定了基础。此外，即便面临巨大的挫折，也促进了个人成长，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次成功，每一次学习机会，以及那些不可磨灭的心灵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