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如同一杯温暖的茶，既有苦涩也有甘甜，没有完美。有人说杨澜，你一直顺风顺水，我只能微笑着摇头。我没有办法向每个人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从2000年到2005年，长达5年的时间，我都曾经历过那样的日子，无论是事业上的挣扎还是心态上的波折。
1996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到中国。当时，几个大电视网都希望我成为他们的记者，但我觉得这不符合我的职业规划。我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就是文化行业，这与IT、商业、金融和工业完全不同。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回去，而当时媒体报道用了“毅然决然”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决定。这四个字在他身上倒是恰到好处，他好像放弃了什么，而我并不需要放弃什么。
1997年，我一个整年都没有工作，就是生孩子、带孩子。1998年，我剪短了头发，去了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做《杨澜工作室》。
通过做节目，我真正确立了一点——我做节目是为了记录人和时代的关系。我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国际经济，但是对历史的热爱是在中学就开始的。我喜欢苏东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尼克松写的《领导者》和法拉奇的《世界风云人物访谈录》也深有感触。高考的时候，我曾经最想报的是历史系，这些都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职业理想。
我有文化理想，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那时候，就去做了阳光卫视，一直以纪录片为主制作电视节目。
后来，当吴征鼓励我进入企业领域时，我们一起创办了一家公司。他鼓励但同时也提醒我要面对现实，因为商业模型不匹配会让事情变得困难重重。在那个过程中，有许多人质疑他的选择，但他希望通过资本操作引进合作伙伴，让这个平台撑得更久一些。这让我理解他的苦心，也证明他对我的爱吧。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意识到商业模型存在问题，上市后又增加了财务报表要求，这给整个经营团队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也给我带来了压力。在那个阶段里，有很多次哭泣之后，最终决定将阳光卫视出售于2003年的夏天。
尽管如此，那段经历并未让我感到彻底失败，因为它开启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比如中央电视台及地方频道的人文纪录片频道出现，以及人们对于我们尝试结合文化与商业模式的一种认可。而且，即使在失败中，我们依旧成长，并最终转型成内容提供商，从而适应市场发展趋势，现在我们的三大业务板块包括精英阶层影响力社区、《天下女人》的都市白领女性社群以及多元化战略转型，为未来奠定基础。